全球化結束之後，我們進入的是一個叫「國民市場自由主義」的世界

TL;DR

Odd Lots 訪問經濟學家 Branko Milanovic，他把 1974 年到今天的世界拆成四個經濟秩序，現在正在誕生的第四個他叫做「國民市場自由主義」：對內繼續走市場自由主義那一套，對外整個砍掉，改成重商主義。
面對中產階級停滯，美國本來有兩條路可以選：對內加稅重分配、投資公共教育，或是對外去追打中國。政治上選了後者，2016 年是分水嶺，拜登任內照樣延續。
中國同時是窮國跟富國：世界銀行認定的中高收入國家、AI 跟太空領先，但還有村子每天生活費低於兩美金。中國人自己也還沒調整過來。
「你的排名掉了」比「你變窮了」更精準：義大利底層十分位三十年前在全球排第七十百分位，現在只剩五十五。收入沒少，但世界盃的票買不起了。
Milanovic 造了一個新詞 homoploutia，指的是同時在資本收入前 10% 跟勞動收入前 10% 的人。這在資本主義史上是新東西，而且這群人相信自己配得上。
全球不平等要下降，關鍵已經不在中國，在印度跟非洲。中國現在成長反而在拉大全球差距，這是算術問題，但中國學生聽了會不高興。

這集在講什麼，來賓又是誰

這集在 2026 年 7 月 27 日播出的 Odd Lots，是 Bloomberg 旗下由 Joe Weisenthal 跟 Tracy Alloway 主持的財經節目。這兩位的路線很特別，不追盤、不喊價，專找一些「大家都在用但沒人講清楚」的東西來拆，從乾草拍賣到大宗商品融資都聊過，是我固定會聽的節目之一。

來賓 Branko Milanovic 是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CUNY Graduate Center）的研究教授，在那之前在世界銀行研究部門當首席經濟學家將近二十年。他一輩子在做的事情就是量全球所得分配，那張紅遍二〇一〇年代所有簡報的「大象圖」（elephant chart）就是他的作品。今年他出了新書《The Great Global Transformation》，副標直接寫著「美國、中國，跟世界經濟秩序的重塑」。

節目開場兩位主持人在互相拷問：「你覺得自己算 global elite 嗎？」Tracy 說她大概符合所有條件，在不同國家長大、念國際學校、名校畢業、在自由派媒體工作，但誰會真的覺得自己是精英呢。這個開場其實鋪得很好，因為 Milanovic 這本書講的正是這件事：世界秩序在換，而換的過程會直接動到「誰算精英」這件事。

四個秩序，一輩子活過一遍

Milanovic 說這本書寫完的時候，他發現自己其實在寫自傳。書從 1974 年開始講，因為他活過了四個秩序。

時期	秩序	特徵
1974 起	新國際經濟秩序	開發中國家想改寫規則，失敗
1989 後	單極時刻	美國在經濟、軍事、意識形態上全面獨大
九〇年代到二〇一〇年代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	自由貿易、資本流動、低關稅
現在	國民市場自由主義	對內照舊，對外重商主義

最後這個名詞是他自己造的。他的拆法是這樣：自由主義有四塊，對內的市場政策（自由定價、競爭）、對內的社會政策（平權、身分平等）、對外的經濟政策（自由貿易、資本流動）、以及一個從來沒真正實現過的願望（勞動力自由移動）。現在發生的事情，是把「對外」那整塊直接砍掉，剩下的照舊。

所以他說 Trump、Macron 這些人，對內其實還是在延續新自由主義。減稅照減、大企業照請進政府，改變的是國界那條線。

兩條路，美國選了比較好走的那條

大象圖講的事情其實很簡單：西方中產階級這三十年人均成長率只有百分之一，西方最頂端那群人在柯林頓時代跑到百分之三以上，而中國整段時間都在狂奔。

Milanovic 說，如果你是美國政府，面對這張圖你有兩個選項。

第一個是對內動手：對富人加稅、把錢轉移出去、認真做勞動力再訓練、投資公共教育。他特別提了一句「我自己是公共教育出身的」，然後補上一刀，把那些被億萬富翁灌爆的名校放一邊。

第二個是對外動手：說中國在搞我們，他們偷智慧財產，我們去追打他們。

「最後選了第二條，為什麼？可能政治上比較務實吧。」他沒有裝作知道答案，只說 2016 年是分水嶺，而 Trump 當時對中國做的那些事，拜登任內只是用比較聰明的方式繼續做。

Tracy 追問得很好：這條路不是必然的，本來可以走向更社會民主的資本主義。Milanovic 完全同意，說這是政治學家的題目，他答不出來。這種「我不知道」在 podcast 上其實很珍貴。

中國的雙面性，跟一個五十美金變一百美金的故事

聊到中國，Milanovic 先把問題重新框了一次。他說一旦你開始講「威脅」，你就已經不在經濟學裡了，你已經站在重商主義的競爭框架裡。他舉了個例子，某次跟一位很有名的經濟學家同台聊中國，聊到工資、進出口這種一般原則就能處理的題目，對方突然說「但對我們美國來說這是壞事」。Milanovic 心想，你又不在政府裡，你是經濟學家，你該想的是這對世界是不是好事。

中國本身則是活在一種身分錯亂裡。一個中國學者投稿美國期刊，本來付五十美金的開發中國家費率，結果被回信說你們已經被歸類為先進國家，請付一百美金。他說中國人普遍還沒接受自己是富國，官方講的還是「小康社會」，而他認為這個說法其實準確。中國不是法國、不是義大利，人均所得差很遠，但技術水準已經只有美國能比。有村子每天生活費低於兩美金，同一個國家在 AI 上領先，這兩件事很難調和。

至於中國消費佔 GDP 只有四成到四成五（美國七成、印度五成）這件事，他給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解釋而不是「政府想提振但做不到」。國企留下大量未分配利潤，等於政府手上有一大筆可以指哪打哪的錢，鐵路、AI、太空探索、飛機製造，還有在非洲的影響力，全都靠這個。而且工資還在每年成長百分之五的時候，壓抑工資是可以忍受的；如果工資成長是零，這招就玩不下去。

你沒變窮，你只是排名掉了

這是整集我覺得最值得記下來的一段。

Milanovic 說中國崛起要分兩層看。第一層是國家對國家的 GDP，很抽象。第二層是人對人。

過去兩百年來第一次，西方所得分配的下半部在全球排序裡往下滑。義大利底層十分位的人，以義大利標準不算有錢，但三十年前在全球排到第七十百分位，日子還行。現在剩下五十五。

然後他丟出一個超好的比喻：三十年前那個義大利人買得起機票去現場看義大利踢世界盃，現在買不起了。

世界盃門票是少數會被全球財富重新洗牌直接打到的東西，因為它的供給是固定的，價格是國際定價的。Joe 補了一個類似的例子，迪士尼樂園對美國中位數家庭來說，已經不像七〇、八〇年代那樣是說去就去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框架比「中產階級被掏空」有用得多。很多人的焦慮其實不是絕對收入下降，是相對位置下降。這兩件事在政治上的爆炸威力完全不同，而政客最擅長的就是把後者包裝成前者，然後指向一個外部的敵人。

Homoploutia：一種在歷史上很新的有錢人

Milanovic 在書裡造了一個希臘文組合詞 homoploutia，講的是同時擠進資本收入前 10% 跟勞動收入前 10% 的那群人。

這在資本主義史上是新的。十九世紀的 J.P. Morgan 那種人不是勞工，他們的收入來自資本。現在美國前 10%（大約三千萬人）裡面，兩邊都在前段的人比例一路上升。

更關鍵的是這群人的自我認知。他引用 Daniel Markovits 談績效主義的研究，指出這群人一手捍衛私有財產，一手相信自己靠努力跟名校學歷賺來高薪，所以理所應當。而且他們真的很拚，美國的工時數據顯示時薪越高的人工作時數越長。

於是資本主義、績效主義、勤奮倫理三者合體，變成一個幾乎打不倒的階層。股市跌了他們還有薪水，工作沒了他們還有資產。

Milanovic 還講了一個很尖銳的觀察，他叫這群人 folksy elite。跟珍奧斯汀小說裡那種急著展示自己是貴族的精英不同，美國精英拚命想證明自己不是精英。Joe 當場自首：「我都說我念的是公立大學，德州大學，就是個州立學校。」然後補一句，那學校剛好是全美最好也最有錢的學校之一。

這段太真實了。我自己看台灣的社群也一樣，越是有資源的人，越愛強調自己是「靠自己一路爬上來的」。這種敘事的功能不是謙虛，是把運氣洗成努力。

中國的精英，四十年走完英國一百五十年

Milanovic 跟中國學者一起做的研究也很有意思。看中國城市人口最頂端 5%，1988 年有三分之二的收入來自國企、政府職位跟共產黨；到 2018 年，整個翻過來，三分之二來自私部門的專業職位。

他拿這個對比英國經濟史學家 Bob Allen 對 1688 年到 1900 年英國資本家階級成長的研究。英國花了一百五十年，中國花了四十年。就規模跟速度來說，歷史上找不到對照組。

不過他也點出中國的一個限制：文化上的孤立主義。他的中國出版商跟他說，你的書賣得不錯，但中國讀者基本上只想讀關於中國的東西。他認為這會限制中國的軟實力，因為軟實力來自你有沒有一群人願意去研究別的國家、去影響別人怎麼看自己。這個判斷跟Balaji 在 a16z 的兵棋推演裡談「說服」這張牌的角度剛好互補。

歐洲的三個自相矛盾

Milanovic 對歐洲不樂觀，理由講得很直白。

歐洲要繁榮需要兩樣東西。第一是便宜能源，過去四五十年的成長都靠這個，結果因為俄烏戰爭切斷俄羅斯能源，改買貴很多的美國能源。第二是移民，因為這是人口下降唯一的解方，結果現在全歐洲都在反移民，只有西班牙是例外。

「他們需要人，但不要人。他們需要便宜能源，但把能源切掉了。然後中國衝擊又來了。」

至於歐洲精英現在得跟 Trump 站在同一邊這件事，他說德國在電動車上被打得很痛，所以立場其實不難調整。但更多的是另一種心態，他形容歐洲人把 Trump 當成籠子裡的老虎：你跟老虎關在一起，你只想撐到老虎走掉，所以你會說「老虎你好棒」，但你根本不信。

樂觀情境，跟一個「教學用的稅」

被問到有沒有好結局，他把樂觀的帽子戴上：如果烏克蘭跟俄羅斯、中東跟美國以色列這幾場戰爭能停下來，至少排除了大戰的可能，然後就能開始重新設計經濟體系，搞一個新的布列敦森林體系，讓中國跟印度拿到符合現實的影響力，歐洲則要交出一些位子，因為現在的席次反映的是 1945 年那個殖民帝國還在的世界。

在分配政策上，他不是那種什麼都想課稅的人，但他主張對極端財富課一個他稱為「教學用的稅」（pedagogical tax）。理由很直接：這個稅存在的目的是告訴那些人，我不管你有幾十億，你不會統治我們。稅率是百分之二還是百分之二十他沒意見，重點是那個訊號。

有趣的是他把習近平也放進這個框架。習明確不讓有錢人進入黨的決策機構，等於在跟商人說，你去賺錢沒問題，但不要來這裡告訴我們該做什麼。他講了一個關於馬雲 IPO 被喊停的傳聞，說那通電話是財政部一個中階官員打的，而中國沒有意外，那通電話本身就是訊息：你的層級就是這個。

最刺的一段：Joe 的反擊

Joe 提出了對自由貿易派最難回答的問題。我們每天都在享受中國高效生產的好處，便宜的電腦、手機、玩具。但如果你造不出車，最終你也造不出坦克。製造肌肉沒了，軍事能力就沒了，用 Alexander Hamilton 的話說，你就沒有主權。

Milanovic 的回答很誠實：那你就是同意 Hobson、Lenin 跟 Rosa Luxemburg 那一派，也就是「開放本身內含衝突」。他說我完全理解國安考量，大國確實需要能自己造直升機。但這意味著我們在 1990 年相信的那個世界，那個以為矛盾都消失了、誰生產得好就讓誰生產的世界，是一個幻想的世界，支撐它的意識形態是幻想的意識形態。

這段對我衝擊最大。九〇年代那種「問題已經解決了」的確定感，Milanovic 說當時在世界銀行裡是常識等級的，你要反對就等於在說「這不是木頭，這是鋼」，會被當成沒受教育或發瘋。結果三十年後，整套東西正在被拆掉。這種在自己相信過的東西被推翻之後還願意公開覆盤的態度，比任何預測都值錢。這也是我在Samo Burja 談成長、能源與 AI那篇裡談過的：AI 的浪潮正在把世界切成知識經濟跟工業經濟兩半，而台灣剛好站在後者最關鍵的位置上。國民市場自由主義如果是接下來三十年的底色，那台灣的處境會比多數人想的更複雜，也更有籌碼。

最後一件值得記住的事：Milanovic 說全球不平等要下降，關鍵已經不是中國了。中國現在成長反而在拉開它跟蘇丹、衣索比亞、剛果的差距，算術上是在增加全球不平等。他在中國演講講這句話的時候，年輕人幾乎當成侮辱，說你是要我們不要成長嗎。他說不是，這是算術，你們已經加入富國俱樂部了。

真正決定二十一世紀的，是印度跟非洲。非洲有五六個一億人口等級的國家，奈及利亞兩億兩千萬，加起來十億人，而且是全世界唯一人口還在以每年百分之二成長的地方。他們追不追得上，才是這個世紀最大的那道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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