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寫《恆毅力》的她,十年後說:光有恆毅力不夠
TL;DR
- 《Grit》作者 Angela Duckworth 出了新書《Situated》,主張努力這件事在不同環境裡的報酬率差很多,選對地方跟選對人,比逼自己更有效
- 一個出生在監獄附近、後來成為 Stanford 史上第三位黑人資工博士的人,他的關鍵動作不是更拚,而是一路「跳島」把自己搬進更好的環境
- 遠距工作那段講得很不客氣:一份刊在《Science》的經濟學研究發現,容易轉遠距的職業,從業者的整體幸福感反而比被迫進辦公室的人差
- 一支高中美式足球隊靠一張三乘五的手寫卡片打出 151 連勝,機制是同儕當責,不是教練的權威
- 談到 AI 把工時砍到四天甚至三天之後,她給的答案跟你想的不太一樣:閒下來很可能不是好事
這集在 2026 年 9 月 3 日播出的 Masters of Scale,主持人是 Jeff Berman。這節目原本是 LinkedIn 共同創辦人 Reid Hoffman 開的創業訪談節目,後來 Jeff 接手當共同主持人,他同時也是製作公司 WaitWhat 的執行長。Jeff 的資歷有點雜,早年當過公設辯護人、Schumer 參議員的首席法律顧問,後來去 MySpace 跟 NFL 帶團隊,這集他把公設辯護人那段經歷拿出來講,是全集最重的一段。
來賓 Angela Duckworth 是賓州大學心理學教授,也是 Penn Wharton Behavior Change for Good Initiative(行為改變研究中心)的共同主任。她第一本書《Grit》(繁中版《恆毅力》)賣了幾百萬本,把「努力比天賦重要」這個概念推進主流。今年九月她出了第二本《Situated》,由 Scribner 出版。有趣的是,《Grit》這些年一直被批評是在跟窮人說「你只是不夠努力」,而這本新書某種程度上就是在回答那件事。
她說這不是修正,是把故事講完
Jeff 開場就直接問她:市場是不是對 Grit 反應過頭了,這本新書是在收拾殘局嗎?
Duckworth 的回答我很喜歡。她說這不是修正,是完成。第一本書講的是「內在賽局」,你的心態、你的假設、你怎麼設定目標。這本講的是「外在賽局」,同樣的努力放在不同的生態系裡,回報差很多。
這句話翻譯成創業者聽得懂的版本大概是:同樣一個團隊、同樣的工時、同樣的執行力,放在對的市場跟錯的市場,結果可以差一個數量級。這件事每個做過生意的人都知道,但很少人願意承認自己的成功有多少是站對地方。
那個把自己一路「跳島」的人
書裡有個叫 Cody Coleman 的人。2013 年五月他寄了一封 email 給 Duckworth,說他看了她的 TED Talk,覺得自己的人生就是 grit 的故事:出生在紐澤西 Trenton 附近的監獄,最後從 MIT 資工加電機雙主修畢業,GPA 接近滿分。
後面的路是 Google 實習、Stanford 資工博士、成為那間學校史上第三位拿到資工博士的黑人。現在他是 San Jose 一家 AI 新創 Coactive 的執行長。
但 Duckworth 說他值得寫進書裡的原因不是這串履歷。她說 Cody 自己的說法是,個人成長要出現指數成長,唯一的方法是從一個好的環境跳到更好的環境,再跳到更好的,一路跳。他每一步都在很有策略地把自己搬到能放大他努力的地方。
這個「跳島」的邏輯,跟我之前寫過她跳去一個完全不懂的專案,六個月後拿到人生最低的績效評等裡的那套非線性職涯觀其實是同一件事。差別在 Duckworth 給了它一個心理學的解釋:人習慣以為意圖決定行為、價值觀決定行為、品格決定行為。這些都沒錯,但社會心理學者會提醒你,你嚴重低估了情境的力量。
那個被寫成「極低智商」的少年
Jeff 接著講了一個他快三十年前的故事,我聽到這段的時候停下來重聽了一次。
他當公設辯護人,第一次要去少年監所見一個當事人。翻卷宗,上面寫著「極低智商」。他一路擔心,這孩子能不能理解自己為什麼被關、我在幹嘛。
坐下來之後他開始解釋權利,孩子看著他問:「這是不是波士頓茶黨在幹的事?」Jeff 愣了一下,說你多講一點。孩子說,因為他們覺得自己的權利沒被當一回事,所以他們去爭。
Jeff 說,這孩子完全不是低智商。他只是出生在極糟的環境,一路上沒遇到能把他帶出來的人。而且他長大的地方,離 Jeff 自己的家只有八英里。
Jeff 家裡兩個大人、滿屋子的書、晚餐桌上聊時事而且把小孩當平等的參與者,加上一個世界級的公立學區。他說那是他第一次真正意識到,出生這件事有多隨機。
我覺得這段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它把「情境」這個聽起來很學術的詞,變成一個具體的八英里。
Duckworth 給的解法很務實。她說她最近下山的時候,一個資深登山客超過她,回頭丟了一句「小步伐,軟膝蓋」。她把這句話拿來當改變情境的方法:先誠實列出所有你改不掉的東西,那張清單可以很長,列完沒關係。然後看看清單之外有沒有一件小的可以動,你能多相處的人、你可以放遠或放近的東西,從那裡開始往下走。
那個在牙醫診所角落孵出來的研究
書裡用了一個詞叫 agglomeration(聚集效應),講的是人才和機會會在特定地點集中。Jeff 說 Duckworth 自己在賓大就搞了一個,因為 Katie Milkman 跟 Adam Grant 都在那。
Duckworth 講了她們第一篇合著論文怎麼來的:她帶女兒去賓大牙醫看診,時間卡得很尷尬,只能在候診室等一個不確定的時間。結果她跟 Adam Grant、Katie Milkman 就在牙醫診所的一個角落把第一個研究設計出來了。
她的重點是,你失去的不只是計畫中的會議,還有那種偶然的碰撞。現在很多人說「我可以住任何地方、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事實上確實如此,但那不見得對你最好。
遠距工作這段,她講得非常不客氣
這集最精彩的是他們把節目的製作人 Masha 直接拉進來。Masha 說她從第一份工作開始就是遠距,人就坐在自己的臥室,床就在她背後。她說她那天連頭髮都沒梳,反正沒人會看到。
Jeff 問她感覺如何,她只回了兩個字:很糟。
她說她會努力當個好隊友,在 Slack 上找話聊,但關掉鏡頭比較容易,會議提早離開也比較容易。到了一天結束,她同時感覺孤立又耗竭,想出去找人卻覺得自己已經上了一整天班。
Duckworth 給了兩個建議。第一是物理上的轉場。她說整天在臥室工作對大多數人來說很傷,因為沒有任何線索告訴你工作開始了或結束了,一整天糊成一團。去咖啡店、去共享空間都行,重點是換位置也換衣服。她拿 Mister Rogers 舉例,那位主持人每集開場都會把外出鞋換成室內鞋、外出外套換成室內外套。她說 athleisure 的問題就在這,你身上那套可以同時是上班、運動、睡覺,物理上很方便,心理上完全不行。
第二個建議更直接:挑幾個你想跟他們變成朋友的同事,飛去他們的城市工作一天,一起吃頓飯再飛回來,然後叫 Jeff 出錢。
Jeff 的回應我覺得很值得所有管理者記下來。他說,光是提供無限次的共享辦公空間額度大概是不夠的,公司要想的是要用什麼推力跟誘因,讓員工真的走出家門去跟人共事。
然後 Duckworth 補了一記。她說最近《Science》上有一份經濟學家做的遠距工作研究,把「容易轉遠距」的職業(能靠視訊跟 Google Docs 完成的)跟「幾乎不可能遠距」的職業(人一定要到現場的)拿來比。結論是,前者從業者的整體福祉狀況明顯比後者差。
她自己說「我知道很多人會因為我一直講遠距工作的壞話而討厭我」。但這個數字擺在那。
一張三乘五的卡片,打出 151 連勝
書裡另一個案例是加州 De La Salle 高中的美式足球隊。教練 Bob Ladd 二十幾歲接手時,這間規模不大的天主教學校據說從來沒有過一個勝場多於敗場的球季。後來這支球隊打出了 151 場連勝,John Madden 特地為他們拍了一部紀錄片。
Duckworth 說關鍵全在文化,而文化的載體是一張三乘五的空白索引卡。
球員在卡片上寫下自己下週的目標,寫完之後在最後寫一句「I commit to」再填上另一個隊友的名字,然後兩人交換卡片。接下來七天,你的隊友負責盯你,重訓室盯、練習盯、比賽日也盯。下一週寫新卡片之前,你的搭檔要站起來,當著全隊的面把你的目標一條一條唸出來,然後宣布:失敗、成功。
Duckworth 說她親眼看過這個儀式,非常震撼。她研究企業這麼多年,沒看過哪個文化能把毫不修飾的負評接得這麼成熟,甚至帶著熱情。她說那天晚上沒有一個人拿到滿分,因為那些目標本來就很難。
書裡還有一張照片,配對過的兩個球員在每場比賽出場時是牽著手走進球場的。一群全副護具的男生牽著手。
Coach Ladd 的邏輯是:你可以叫人做事,效果很差;你可以用職位權威去要求下屬,效果也不怎麼樣。但沒有任何一個法庭的權威高過同儕輿論的法庭。所以他要的不是球員為了取悅教練而拚命,是為了不辜負隊友。
這跟我之前整理過你越用力叫他做事,他越不想做那套間接影響力的邏輯完全對得上。直接下命令會踩到人的自主感,而同儕之間的承諾繞開了那個開關。
Duckworth 對領導力的定義也在這裡:高標準、高期待,加上無條件的支持。這兩個東西同時出現的時候她一眼就認得出來,但她說她自己不是領導者,每次看到都只有佩服。
橋接資本,還有那場沒人聽過的維德角比賽
後半段他們聊到一件更大的事。Duckworth 引用社會學家 Robert Putnam 的區分:bonding capital(凝聚資本)是你跟家人、密友之間的連結,你生病時會端雞湯給你的那些人。多數人講「社交連結」的時候想的都是這個。
但還有一種叫 bridging capital(橋接資本),指的是你跟鄰居、你跟同一間教堂或清真寺的人、你跟常去同一家咖啡店的人。這些不是你的親友,可是這種連結才是社會凝聚力的來源。她的說法是:我跟你長得不一樣、講話不一樣、甚至投票投的不是同一邊,但我認得你是個人,我們還是可以聊星期一那場比賽,還是可以對彼此笑一下、一起喝杯咖啡。
她說她跟先生會去教會,理由就是這個。她有時候會抱怨一個早上就這樣沒了,先生就回她三個字:橋接資本。
而這些機構正在集體衰退。她的結論是:現代世界的預設值,如果你不主動改,並不會朝著對你好的方向走。
Jeff 說今年夏天讓他重新有點希望的是世界盃。他跟太太在新罕布夏一間酒吧看維德角對阿根廷,他敢保證那間酒吧裡八成的人在世界盃之前根本沒聽過維德角這個國家,結果所有人都在替那支小球隊加油。那個晚上他們有了一個瞬間成立的社群。
Duckworth 說她在費城也有類似感受,走在路上看到穿著各國球衣的人,彼此點個頭、笑一下。她引用社會學裡一個詞叫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集體歡騰),意思是一群人同時注意同一件事、同時感受到情緒,而且每個人都知道其他人也在感受同樣的東西。
她說十五二十年前如果有人問她演唱會會漲還是會跌,她大概會做空。音樂全部數位化了、隨時想聽就聽、音質還更好。結果人還是拚命往現場跑。她的解讀是:大家在渴望那個跟一群人待在同一個空間裡的感覺。
如果 AI 真的把工時砍掉一半
最後 Jeff 問了一個 AI 問題。假設樂觀情境成真,我們變成一週四天、一天六小時,多出來的時間該怎麼用?
Duckworth 先說她希望不要變成什麼:不要變成現在多數人用閒暇時間在做的事,滑手機、看點讓你笑幾分鐘的東西,然後像晨露一樣蒸發。
她說追求目標這件事寫在人的 DNA 裡。這不代表要有薪工作,也不代表要一天做十二小時,但人天生就是要有想去的地方。
然後她講了她父親。她爸在杜邦工作三十五年,退休前一直跟她說「等我退休我要什麼都不做」。他真的什麼都不做了,然後那是他這輩子最憂鬱的一段時間。
她的原句是:不只是自然界討厭真空,快樂也討厭真空。她說開國元勳寫的是「生命、自由,與追求幸福」,她一直覺得真正的重點是「追求的幸福」。人最快樂的時候往往是在開一個 podcast、在試著把文章寫得更好、在把一個公益專案拉起來、在當女童軍團的團長。
這個判斷跟我之前寫過活到一百歲之後職涯該怎麼重寫裡那個「多出來的時間怎麼用」的問題基本上是同一題,只是 Duckworth 從心理學的角度給了更硬的答案。
我自己的收穫大概是這樣:這本書真正在講的,是承認人的意志力是有限資源這件事,然後把力氣從「逼自己」轉移到「選環境」。這對創業者尤其誠實,因為我們最容易犯的錯就是相信只要再撐一下、再多做一點,市場就會回應。
Duckworth 給的框架比較不浪漫,但可能比較有用:先誠實列出改不了的,然後找出清單之外那一件能動的小事。小步伐,軟膝蓋。
我後續還會持續整理這類把心理學研究翻成可執行動作的內容,都會發在 wilsonhuang.xyz,訂閱就不會漏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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